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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世钧获奖无罪辩护案例|周某某受贿再审案
    CNLAWWEB.NET   2017-01-07   信息来源:国法网   作者:倪世钧
    核心提示:辩护律师经许可查阅复制了原审案卷,原案卷多达近二十本,律师全部拍照导入电脑,并按时间建数据文件夹,发现其中同一天竟存有六份讯问笔录,而且前后几天均有数份笔录,有疲劳审讯之疑。

    本文系倪世钧原创,欢迎分享,媒体转载须注明作者和出处。

    本案例由倪世钧律师办理,并被重庆市律师协会评定为“十大刑事辩护经典案例”,倪世钧办理的肖某某保险合同纠纷案,获评的系“十大民商事诉讼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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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现场

    一、辩护要旨

    辩护律师经许可查阅复制了原审案卷,原案卷多达近二十本,律师全部拍照导入电脑,并按时间建数据文件夹,发现其中同一天竟存有六份讯问笔录,而且前后几天均有数份笔录,有疲劳审讯之疑,由此奠定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基础。再审中,通过电脑专业技术查询审讯同步录像数据文件属性,发现文件的生成时间早于案发前,有伪证之疑,由此奠定了再审人民法院不采信控诉证据、并改判无罪的基础。本案成功于办案细致发挥到极致及相关专业技术的恰到好处运用。

    二、基本案情

    原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某某,男,汉族,大学文化,原系重庆市云阳中学校长。2007年12月18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云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08年1月1日被依法逮捕。2009年4月21日被云阳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2009年5月17日刑满释放。

    公诉机关云阳县人民检察院一审指控,1999年至2003年,被告人周某某担任云阳中学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云阳中学迁建过程中分别收受湛某某贿赂款共10万元、收受李某贿赂款4万元、收姜某某贿赂款3万元,共计17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云阳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0年4月,姜某某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周某某,并要求在云阳中学的迁建工程中承包部分工程,后姜某某以云阳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云阳中学教学综合楼东南边C区挡土墙及场坪工程。同年12月,姜某某为感谢被告人周某某的支持,在广柑篓中放入现金6万元,委托周的外甥聂某某送到周某某的家中,周某某收到该款后,按照姜某某的授意自己留下其中3万元,另3万元由其转交给云中迁建办的贺某某(已判刑)。

    云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某收受湛某某10万元、李某4万元的事实,在指控收受的时间上存在矛盾,工程承包人与送钱人之间的关系缺乏证据证明,行贿款的来源以及被告人收受钱款的去向均无充分的证据证实。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某收受湛某某、李某14万元贿赂款的证据不足,该指控不能成立。被告人周某某利用其担任云阳中学校长并负责该校移民迁建工程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工程承包人姜某某的贿赂款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判决:一、被告人周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二、被告人周某某犯罪所得3万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

    宣判后,云阳县人民检察院以原审判量刑明显不当为由提出抗诉,周某某以没有受贿及侦察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请求宣判自己无罪为由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并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事正确,判处刑罚适当,遂裁定驳回上诉和抗诉,维持原判。

    上述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周某某不服判,委托律师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 6日作出再审决定,指令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本案再审过程中,原审被告人周某某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实贿事实,其原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而取得,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请求再审改判自己无罪。

    周某某委托的辩护人倪世钧律师认为,一、周某某在原侦查阶段就接受姜某某3万元贿赂所作的有罪供述,因存在以疲劳审讯、引诱、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故应予排除,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二、公诉机关举示的同步视听资料,并不能证实其收集周某某受贿3万元的有罪供述合法,亦并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三、原判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据之间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本案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实依法不能成立。特别是,同步视听资料并非依法封存的原件,且或有专业软件剪接的情形,辩护人曾将其中2008年1月1日光盘,置入人民法院的计算机光驱,右键查看其可执行文件属性,其创建时间、修改时间和访问时间,即日戳,均为2008年1月1日,与光盘封面及文件内容时间完全一致。但2008年5月12日、13日光盘,显示其日戳却为2005年1月1日16时11分15秒,该时本案并未案发,不存在讯问。为此,辩护人认为,当事人周某某于本案中无罪,请求合议庭宣告其无罪。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院经再审认为,关于周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周某某原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证人姜某某、贺某某、聂某某的庭前证言系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理由,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周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周某某没有受贿事实,不构成犯罪的理由,经审查检察机关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且无其他证据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即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因此检察机关指控周某某收受姜某某贿赂款3万元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周某某有罪。对周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周某某无罪的辩解辩护理由,本院予以采纳。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院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 2009)渝二中法刑终字第1 4 0号刑事裁定和云阳县人民法院(2008)云法刑初字第2 7 2号刑事判决。二、原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某某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再审宣判后,与本案有关联的贺某某亦申请再审,云阳县人民法院再审后,认定其收受姜某某贿赂款3万元不成立,但原判认定的其他笔事实成立,故再审改判为免予刑事处罚。目前,周某某已获得国家赔偿,公职身份已恢复,贺某某的公职身份亦已恢复。

    三、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周某某收受姜某某贿赂款3万元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

    四、辩护思路

    1、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挥细腻到极致,精准捕获辩护点。经许可,律师将原案逾一米高的卷宗材料扫描复制,并按被讯问人、侦查人、时间、地点、侦讯方式等不同标准分类整理,经反复归类,反复比对,从而发现:第一,原案卷内于2008年1月1日于一日之内有6份讯问当事人周某某的笔录,且前后数天每天均有数份笔录,结合当事人对律师的陈述,律师初步决定把疲劳审讯作为辩护点;第二,原案卷内有16份讯问笔录,均记明有录音人或录像人,但随卷只有一张数据光碟,显然不完整,有很大疑点,应予深挖细掘。据此,律师将上述两点作为主要辩护点,以此开展辩护工作。

    2、利用辩护点申诉。律师依据主要辩护点,进一步细看原审卷宗材料,组织逻辑严密的证据,提炼申诉理由,制定诉讼策略,并据此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三次组织听证,律师围绕两个辩护点进行了法律论证和举示证据,特别是在其余同步录音录像均被下级法院和检察院告知已未无法找到的情况下,法庭最终确信本案有疑点,经报经高院审委会讨论决定,指令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3、利用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策略,攻其所必救,着力再审。因原案卷内有16份讯问笔录载明有录音人或录像人,但卷内只有一张光碟,律师遂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且得到了法庭的许可,以此迫使公诉机关不得不向法院提供了其余的同步录音录像视听资料。原因是,依据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在辩护人提供了相应证据或证据线索的情况下,公诉机关如无证据证实其侦讯合法,其讯问材就将被认定为非法,并予排除。

    4、利用电子数据专业知识甄别同步录音录像的真伪。公诉机关提供其余同步录音录像后,律师陪同当事人在法院听阅了一星期。在听阅当事人周某某第一次有罪供述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时,律师将光碟插入人民法院提供的电脑光驱,然后点开数据文件,用鼠标右键点击查看文件的数据属性,发现该文件数据生成于2005年,而本案案发于2008年。律师将该情况报告于承办法官,并当场共同查阅技术资料,百度百科直接载明出现此种情况系用电脑软件修改所致,意即该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并非原始的数据资料,百度技术资料原文显示:

    “问:为什么有些文件属性里修改时间早于创建时间呀?

    答:文件时间出现这类问题应该说很正常。修改时间是指文件被改动的时间,而创建时间可能是你把这个文件复制到自己电脑时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是文件创建时间、修改时间完全可以用软件随便设置,所以说没有什么奇怪的。

    问:如何修改文件属性中的创建时间和修改时间?

    答:去下载一个“文件批处理大师”就有这个功能!而且还有很多功能,很好用的!”

    5、用书面辩护意见及质证意见充分阐述律师的辩护点,再审法院最终以指控的证据不足为由,改判当事人周某某无罪。

    五、法理评析

    第一、关于电子证据。在我国,对电子证据的界定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上的电子证据是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形成的一切证据。狭义上的电子证据是指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或者以数字形式保存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存储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或信息。通说认为,从广义上界定电子证据更为适当,而广义的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第八类法定证据。

    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电子证据的质证,仍然是从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着力。其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一般是指作为案件证据的客观物质痕迹和主观知觉痕迹,是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反映。一般可以从四个方面质证:第一、电子证据的生成。即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活动中按常规程序自动生成或人工录入的,生成或录入电子数据的系统是否被非法人员控制,系统维护和调试是否处于正常控制下;第二、电子证据的传递与接收。即传递、接收电子数据时所用的技术手段或方法是否科学、可靠,传递电子数据的“中间机构”如网络运营商等是否公正、独立,电子数据在传递过程中有无加密措施,有无被非法截获的情形存在;第三、电子证据的存储。即存储电子数据的方法是否科学、可靠,存储电子数据的实施者是否公正、独立,存储电子数据时是否加密,所存储的数据电文是否被改动;第四、电子证据的收集。电子证据的收集,主要是侦查机关依职权收集,也有可能出现电子证据存储传输的中间人提供的情形。因此对电子证据的认定需要根据证据提供者的不同予以审查。

    任何电子证据的生成都有其数据属性,即日戳,而且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查阅。但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日戳又可以伪造。本案中,辩护律师对检察机关举示的审讯同步影像电子证据质证时,就电子证据的生成发现了其疑点,即发现该文件数据生成于2005年,而本案案发于2008年。这种专业性的质证,其强大的说服务是显然的。

    第二、关于证据是否充分。证据是否充分,法理上属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范畴。证明标准,在英美证据法上一般表述为“standard oproof”、“the degree ofproof”等,意思是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英国学者摩菲(Peter Murphy)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证明标准的含义和意义,“证明标准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中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或是他为获得有利于己的认定而对某个争议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标准……”

    当代刑事诉讼中关于有罪裁判的证明标准主要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内心确信”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而我国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为“证据确实、充分”,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吸收了近年来证据理论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经验,细化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制度。

    “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总的要求。“确实”是对定案证据质的方面的要求,其含义是指据以定案的单个证据必须查证属实,经查实的单个证据必须具有证明力,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必须和证明的对象范围相一致。“充分”是对定案证明量的方面的要求,指具有上述质的属性的证据在数量上必须符合法律关于定罪的要求,其含义是能够收集、应当收集的证据已依法收集,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其他一切可能。

    一般认为,“排除合理怀疑”,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的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已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加拿大最高法院则以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来源、功能、范围与缺陷的理解为基础,细化为:第一,该标准与无罪推定交织在一起,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证明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而不得转移给被告人;第二,“合理怀疑”不是只凭想象或轻率的怀疑,也不是基于同情或偏见的怀疑,而是基于推理和常识,且这些推理和常识必须合乎逻辑地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第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只是要求证明被告人可能有罪,也不是绝对确定的证明,因为后者是一种过高而不可能达到的要求;第四,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用法,“合理怀疑”在法律背景下有着特殊含义,故将法律要求达到的证明标准描述为与陪审员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某种决定(即便是最重要的决定)时所采用的标准相同是错误的;第五,“怀疑”不应以形容词“合理”以外的任何方式加以限制,使用诸如“萦绕于脑际的”怀疑、“重大”怀疑或“严重”怀疑等修饰容易引起误解;第六,只有在陪审团就“排除合理怀疑”之表述得到恰当、谨慎的指示后,法官才能告知陪审团,如其“确定”或“确信”被告人有罪,可以作出有罪裁决。

    具体到本案中,正是由于检察机关举示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形成裁判法官内心深入的有罪确信,故再审认定检察机关指控周某某收受姜某某贿赂款3万元的证据不足。具体而言,其一,周某某在侦查阶段曾多次供述收受姜某某现金,但其供述中对于具体收受姜某某多少钱、是直接收受还是通过他人转交、是单独收受还是转交了一部分给他人、以及在何处转交给他人等问题说法不一;且其供述通过聂某某收受姜某某6万元钱并将其中3万元转交给贺某某,系在姜某某作证之后,证明力相对较低。其二,证人姜某某在庭前曾四次证实托聂某某带了一篓装有6万元钱的广柑给周某某,并电话告知周某某,叫周某某将其中3万元钱转交给贺某某。但其证言中,对于行贿款来源的说法不一致,具体而言,其对于在哪家银行取款以及取款多少没有一致说法,且没有作出合理解释,缺乏证据进一步印证。其三,虽然聂某某庭前证实姜某某托他带了一篓广柑给周某某,但其证言中提到系“王大汉”将该广柑搬上车,而卷内并无“王大汉”的证实材料。

    六、关联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七、案例点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引入了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排除合理怀疑”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条件紧密联系形成统一整体。裁判机关审查判断整个证据链,对没有达到证明标准的案件,才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对律师实务而言,“排除合理怀疑”的辩点应当是通过细致入微的求证而提出明确的、具体的意见,绝非泛泛而言。而细致入微的具体考证方法,有可能是多学科的交叉应用,这恰好体现出律师的辩护水准,属于有效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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