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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证据:法庭科学在刑事审判中的未来
    CNLAWWEB.NET   2017-09-10   信息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作者:托马斯法官阁下 蒋天伟(译)
    核心提示:对任何一个实际向所有人开放的职业阶层来说,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聚焦到那些与发挥专业职责能力核心相关的争议性问题上,无论其多么重要,都是伴有风险的。该职业阶层应当关心的其他长期问题就会被忽略。

    英格兰与威尔士首席大法官托马斯法官阁下 蒋天伟 译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二〇一四年刑事律师协会卡里谢讲座

    引言

    1.你们中的一些人一定会疑惑,放着刑事法律界当前面临的所有难题与争议,为什么我却决定今晚和你们谈关于专家证据的话题而且特别是谈法庭科学。有三个理由:首先很明显这话题里有社会流动性和职业领域的争议;而这是个非常尖锐的话题也处在迈克尔·卡里谢工作的中心地位。卡里谢信托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工作,法律职业届现在肯务实地勇敢面对由法律学生债务引发的棘手局面、也开始正视那些选择在需要财政资金支持的工作中进行职业生涯的人也是需要帮助的;需要彻底的解决方案,但必须由法律职业届和律师学院首先制定并公布他们的正式提议。其次,由财政资金支持的工作中的报酬问题以及由财政支持的工作中保持独立性的律师是否会有未来。其重要性同样关乎根本,但是目前我对此说不出什么新的观点。在出现更多新进展之前,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尤其是在王座法庭杰佛瑞·里夫林报告中。第三个原因,对任何一个实际向所有人开放的职业阶层来说,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聚焦到那些与发挥专业职责能力核心相关的争议性问题上,无论其多么重要,都是伴有风险的。该职业阶层应当关心的其他长期问题就会被忽略。

    2.为什么法庭科学是今晚讲座的相关且时下关注的主题?首先,作为对过往展示的简要回顾,我们总是面临各种难题。其次,此领域里当下出现了问题。再次,我们得到了法律委员会提出的卓越的改革方案,其中大部分已经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得到了实施。第四点,嵌入改革并处理其他问题对公众保有对刑事司法的总体信心非常重要。它能向公众展示:由于很多其他事业也需要公众钱包里的钱造成司法有被忽视的风险时,司法为什么确实是重要的。

    为什么法庭科学重要

    3.在科学上具备严格性但同时也能被理解的法庭科学,对整体上的刑事司法体系至关重要,后者是法庭科学的“消费者”。它对你们这些刑事律师协会的成员非常重要,你们无论是处于辩护还是控诉,都仰赖专家证据为你们的客户做好出庭代理工作。它对司法系统确保庭审公正性、指导陪审团、维护法治也具有重要意义。它保障并没有实施犯罪的无辜者不会被认定有罪,将那些实施严重罪行的为恶之人绳之以法,以此对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仅仅三周前,《每日电讯》刊登了一条戏剧性的标题,“内政部办公室承认提交陪审团的DNA证据存在潜在误导性,罪犯可能上诉。”1作为对监管者公布一份“法庭科学检验认知偏见影响导引”报告的意见征求草案的回应。无论如何都具有戏剧性直到注意到那个限制“可能”,我们不得不静观后事。除了做一名感兴趣的旁观者,我还略微多了一份角色,我可能会是审判这份判决的上诉法官之一,因此我不能再多做评论了。

    为何对于刑事法律界这不但切中要害而且事关当下

    4.目前绝大多数严重犯罪案件,以及所有王室法院案件中数量巨大的比例,都包括提交一种或更多类型法庭科学证据。我认为在你们目前对陪审团作出指导的绝大多数案件中都有一份法庭科学证据的位置。由于它的普遍存在,就更大范围我们当不起自满于其在法庭上的作用。科学新成果带来了风险,这在二十年之前,更不用说五十年之前完全是无法想象的。技术变化的速度和复杂度向所有科学领域之人提出了挑战,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没有科学背景的人。法庭必须就一件事获得满足与确信,即将被采纳的证据必须有充分可靠的科学依据。如何满足这挑战呢?

    5.也许对我们这里所有人来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假如法庭科学错了,或者专家未能准确呈现或解释法庭科学,或者专家就是在蓄意误导,那么就有正义落空的风险。

    6.但是无论专家多么声誉卓著值得信赖,法庭科学的提交很少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随着科学日益复杂或者日渐新奇,在陪审团面前检验科学本身而非证据成了一种风险。这种轮流出现的风险损害了陪审团与公众对法庭科学的信任,带来了非常不愿看到的后果,导致的后果要么是减少使用法庭科学证据或者减少使用陪审团。因此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辩护律师和法官在内,如何成功地以避免对信心形成致命损害的方式提交并检验法庭科学证据,是一项挑战。

    7.最后,对不可避免事物的直觉,把我们带回到金钱。金钱之重要性是,我们需要在使用日益复杂的科学证据此为一端、与日益前景堪忧的司法财政图景尤其是刑事司法方面此为另一端之间,找出正确的平衡。

    一点历史

    8.使用法庭科学的历史并不短:自中世纪之前古老蛮荒时代指纹就被用作确认身份的一种方式。科学发展和新成果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使用却是多少近期的事情:在法庭上使用指纹始于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才提出通过比对十二处细节确定指纹同一性的技术流程,而毒物学首次在陪审团审判中使用发生于一八三六年。

    9.想到法庭科学时紧接着涌进我头脑的领域是DNA.自艾力克·杰弗瑞爵士开展的DNA分析首次在刑事案件中使用帮助证明被告无罪,已经过去了几乎三十年。现在这项技术在众多刑事调查与审判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学并没有故步停滞,DNA技术持续演进,技术手段更为精确、用于检验测试的方法需要的检材比以往更少。单单今年的成绩,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实验室就达到了DNA鉴定技术的新标准,即DNA-17,尽管不是率先取得这一转型,但仍领先于多数其他国家。后面我还会回到这一话题。

    10.法庭科学在犯罪侦查与控诉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一九九一年成立属于国家行政分支的法庭科学服务中心正体现了这一点,该中心提供法庭科学技术分析并负责开展调查。当然二十年之后,它被关闭了。我不适合对这一政治性决定作出评论,但关闭本身的长期后果,以及此服务转由私人部门提供的转向,对我们所有人都会产生实际利益影响。尽管目前仍为时过早,以至于无法确定就长期而言关闭中心对我国法庭科学的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但眼下已经出现了需要处理的由此事引起的后果。

    11.但在把历史放到一边之前,提醒各位就是否应提交专家证据的辩论中实无新事,这非常有意义。在其里程碑意义的巨著《英格兰刑法史》中,詹姆斯·菲茨亚姆·史蒂芬爵士表明了他对专家证据的观点。他写作于一八八二年,当时在整过司法体系中爆发了一场关于以下何种方式更优的辩论:是由法庭召唤专家证人或者法庭专业顾问回答问题;还是法庭应当保持听审专家提供证据并经由交叉询问方式质证的做法。在商业案件审理中论辩尤其激烈,伟大的法官如杰塞尔、布莱姆维尔、布莱克本恩持有的观点是在这类牵涉技术性争议证据的案件中,法庭专业顾问能够帮到法官,效果会比使用陪审团好得多。2

    12.詹姆斯爵士坚定支持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提供和质证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尽管如此,他还是指出了一个与医生作证方式相关的一个争议点。医疗人员很明显并不喜欢交叉询问。他的建议是,3

    “有一种方法也许可以使得医疗人员一并摆脱他们抱怨的种种不便,那就是做到充分了解自己的行业并且在作证时绝对坦荡诚实。毫无疑问过去曾经出现过、目前仍然时而出现这样的场景:律师对一些不可信的医疗行业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那些案件中的医疗专家证人并不是真正的证人而是伪装的律师,他们是应召前来支持召他们来的那一方的……假如医疗人员为自己订立一条确定性规则,那就是,除非他们在作证前和对造方召来即将出庭的医疗专家证人协商沟通充分交换各自意见,以便于对造方医疗专家证人在得以了解对方在法庭将要说的内容时仍有能力给对案情问题给出充分而不偏倚、不至于挑起交叉询问的说明……否则他们不会出庭作证。假如他们能干脆地拒绝像律师一样行事,坚持事先了解双方都将在法庭上陈述的内容时,仍然作证的话,他们也许就不必害怕交叉询问了。”

    法律委员会的正式提议

    13.在回应前一届国会[11]提出的建议以及回应产生于二〇〇〇年代早期案件中关于专家证据的忧虑时,法律委员会于二〇一一年三月提出了一份关于刑事庭审中专家证据的优异报告,作为二〇〇九年咨询报告的接续。

    14.法律委员会的主要担忧之一是采纳专家证据过于容易,几乎没有审查,建议设立制定法关于可采纳性或者可靠性检验,这项正式提议得到了高级司法官员的支持。建议指出应当罗列出一份要素清单,协助法官适用前述检验,并对现有法律进行法典化处理。除了就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提供更为扎实的基础之外,这些正式建议深一步的目标是回避这种风险:即,出自专家复杂而相互冲突的解释会令陪审团陷入困惑和混乱。

    15.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政府作出了反应,否决了要求国会开展主要立法活动的正式提议。尽管如此,规则委员会已经在《规则》中尽可能多地采纳了正式建议的内容,并在《实务操作指引》中做了配套规定。5因此,普通法继续成为评判标准的源头,法庭以它为评估是否具备可采性的参考依据,《规则》仅仅是列出专家报告中必须覆盖到的事项以便法庭能够做出是否可采的评估。《实务操作指令》则罗列出法庭在确定专家意见的可靠性时可以纳入考虑的因素。

    16.此外,有超过一方当事人希望提交专家证据时,《规则》鼓励当事人于开庭审理之前先进行沟通讨论,以使得法庭有机会对专家间会谈提供指导;假如可能的话制作一份报告,列明专家间彼此同意与不同意的范围。以这种方式提交陪审团的议争点可能就会收窄到那些不能达成一致的范围内。

    17.这完全是实施这一卓越报告的新颖方式。随着平行于报告的普通法的改变,以及连同辩护培训委员会承担的工作的规则和实务操作指令本身发生的改变,这份报告几乎已经得到了实施。

    18.然而,尽管法律和实务操作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就与法庭科学相关的专家证据而言,仍有我们必须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我提议在三个项目下审视什么才是需要的:用对科学;用对专家;使用并理解确保公正审判的法庭科学。

    用对科学

    19.长久以来英格兰与威尔士法院并不坚持由法官对背后的科学的可靠性作出恰当评估。尽管如此如同我已经简略提到的、且与法律委员会的观点一致的是:证据只有在可靠时才可采纳,一系列主要是产生于使用低样本数量DNA案件已经确立了规定:只有在专家证据具备可靠性时才法院才可以采纳。实务操作指令不仅仅在此项任务上给法官以指引还明确了任何情况都不能阻碍法庭理会法律委员会详细列明的要素。6

    20.因此,即便法律委员会的正式提议大部实际都已通过这类新颖的方法得以实施,现在必须采取其他步骤确保在被提交到法庭之前,科学新进展或应用的可靠性、或者作为整体的科学的可靠性。

    21.在我看来完成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由于法庭科学证据已经成为常见事物,甚至是在刑事审判中理所应当见到的,公众对法庭科学的信心已经成为我们法律体系运行的日常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部分归功于“犯罪现场调查效应”,这部犯罪题材剧情片描绘了魅力四射的法庭科学分析师仅仅依靠法庭科学证据、通过越来越复杂精密的技术手段破获犯罪的故事。

    22.我会犹豫不定以免过快假定公众对法庭科学证据的信心与对法律职业界的信心大为不同。许多律师和法官通常相信法庭科学是建立在健全的科学之上。但是这种信任是否错投了?其可靠性是否能得到可采性检验的确保呢?

    科学的严格性

    23.你们会知道许多支持引入可靠性检验的人都指出了美国最高法院在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案7中的判决,以及其他案件8中判决。进而非常重要地指出,在其于二〇〇九年向国会作出的卓越而发人深省的报告中,美国国家科学院警告称:

    “除DNA分析作为例外,没有一项法庭科学技术手段能被严格证明在展示证据和特定自然人或指定来源之间具有关联性上,具备稳定的高确定性。”9

    24.国家科学院对普遍使用的指纹技术手段和头发分析手段进行了批评,并正式作出结论认为弹道分析和文检(手书)分析是建立在贫乏薄弱且很大程度上未经测试的科学之上。我接下来要讨论我们目前处理这些争议问题时考虑的步骤。但是最重要的是记住,就科学的严格性这一意义而言,法庭科学的所有分支并非平等的。在科学家看来,建立在解析之上的学科一般而言其严格程度要高于依靠专家解释的学科。即便在那些范畴内,不同学科间也可以做排序,比如说在依靠专家解释的学科范畴之内,与指纹痕迹分析相关的研究比较之下多过咬痕分析,国家科学院尤其对咬痕分析证据的科学基础持怀疑态度。

    25.在不列颠群岛所有的司法管辖区中,在王室学会的支持下,我们除了得到王室统计学会的参与之外还很幸运地得到了科学家们的参与。与国家科学院的发现相同,他们提醒我尽管上诉法院近期审慎考量了事实基础与DNA证据相关联的几起案件,因此在我和我的许多同事看来,这是法庭科学领域的最前沿,也是法庭科学中最活跃的领域。在王室学会不可估量的帮助之下,对法庭科学有兴趣的科学家们非常希望加强法庭科学诸多领域中的科学严格性。需要优先关注接受这种更为严格的科学方法的领域有:血迹形态分析、用于形成递交法庭证据的昆虫学研究、鞋印痕迹分析。

    26.在为数众多案件中,尤其是那些最严重的案件里,为维护对专家以及他们提交的证据的信任,需要将刑事司法体系的可信赖度建立在背后支撑法庭科学的基础科学的质素之上。我同意科学界关于在形成证据时需要做更多研究。尤其是对那些同行评议相对较少的学科领域更应如此的观点,我不认为这会有任何不妥当或者具有争议性,对于刑事律师协会会员来说也是如此。显而易见研究是需要金钱的。加强研究是常态:永远不会结束。

    27.出于在刑事法庭上使用的目的,研究需要有证明力,需要提供数据支持对法庭科学的解释,并要让法庭能够理解领会。当然,数据本身不能提供所有答案。我从在上诉法院经办的案件中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这是司法程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关于研究经费是否充足的争论最好还是留给专家们,他们为此确定会展开的辩论成为了十八个月前《泰晤士报》的头条标题——“在对DNA分析的立场上英国‘从极地寒区走入了香蕉共和国’”。10

    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供给产生的实际效果

    28.包括苏·布莱克教授在内,一些去年参与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所开展的调查的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目前的体制是否过度受到成本考虑的驱动;那其实主要是一个政治性争议,但是他们提出的另一个争议问题确实令人怀有巨大担忧,那就是将法庭科学提供者能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投入公有领域这件事。在技术与科学的许多领域中,保障科学与技术工作的秘密性是市场的固有之意,然而在法庭科学中,一旦在法庭上使用,这种保密空间就非常有限。一旦法庭科学的新成果在法庭上使用,所使用的技术或科学手段中有关可靠性的信息就会必然被投入公有领域向所有人提供。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刑事司法中使用这类科学,在惯常情况下需要考虑的商业因素必须让位于提供所有与证明无辜或者有罪相关物证的要求。

    29.在R v T案11中,被告被认定有罪,依据的就是DNA和鞋印痕迹证据,就后一项证据而言,引起法庭科学家间最强烈的兴趣的争议点是法庭对应用贝叶斯定理的看法,今晚我不打算深入这一话题。但是有两项难题与本次演讲语境相关:起支撑作用的技术的坚实度和数据库的规模,这两者都是刑事审判中的关键问题。当时法庭科学服务中心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数据群,[12]但是今天供应商不将各自的数据库汇集成数据池的话,境况又会如何呢?

    管制性活动

    30.与研究需要并行的是监管需要。法庭科学监管人的角色是确保贯穿刑事司法体系的法庭科学“处于合理的科学标准体系下”。[13]在最为基础的水平线上,监管应当确保法庭科学研究室认证保持质量和安全的下限。

    31.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被严肃对待。很明显会对证据的可靠性(以及之后的可采性)和专家证人的诚实正直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假如违反行为对庭审程序的公正性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话,法院有权依据《警察与刑事犯罪证据法》(PACE)第七十八条排除控方证据。

    32.财政支持、管制和治理不仅仅是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受到担心的事情,二〇〇九年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提及它们也是国际性的忧虑;报告将这一条理明确的信息简要归纳如下:

    “法庭科学体系包括了研究与实务,它面临严重棘手问题,只有通过致力于国家层面对当前支撑法庭科学界的结构彻底修缮的方式予以应对。只能依靠最高层级的富有实效的领导工作才能完成这件事,使其符合全国性的标准,实质性地融合入联邦资金的支持。”[14]

    33.报告进一步以推荐方式提及了美国创设的法庭科学国家研究院。回到国内,去年下议院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总结道,

    “除非在法庭科学服务中心关闭后法庭科学采取正确的策略,否则司法制度确认罪犯有罪、满足被害人需要的能力会面临风险。”[15]

    34.假如我们处理的是静态不变的事物,那么所有这些事的关系就小多了,一旦特定学科有了健全稳定的、同行评议的科学作为支撑,就可继续将其保留作为一种可靠的证据类型。但是技术手段与技术学科的不断演进和提高、加上开放市场的综合效果,要求我们所有人对那些表面上看来能带来益处的技术新成果可能产生的不能预计的后果保持警惕。

    35.已然非常明显的是开放市场体系在DNA领域有令人兴趣盎然的涵义。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开放市场加上允许多名供应商使用多种测试技术,其组合在英国是唯一的,尽管并非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市场。如我先前提到的,我们近期已经在DNA图谱技术上实现了新的DNA十六轨,即所称的DNA-17.这本身并不必然是突破性的成就,过去我们已经擅于处理方法技术上的变化,从第二代多元技术到一九九九年实现的第二代+技术,以及之后的低拷贝模板DNA分析技术,都是用于法庭上的检验技术。监管者允许供应商在一组范围内使用不同的检验技术,这也许会在特定情势下产生出差别非常细微的结果。

    36.这个例子是我能够提到的事实,说明采用低拷贝模板基因分析这项新技术时,科学圈与刑事司法体系运行之间的联系要远比与证据的联系紧密得多。尽管DNA-17新进展的后果是尚未在法庭上得到检验,司法系统在这项技术被采用之前已经注意到了该项技术,我们仍将对其保持关注。

    37.尽管在刑事司法领域执业的律师和法官都不得不仔细观察这些新成果,最终还是必须要靠职业科学家保证法庭科学中所有学科的质量与诚实度。因此我欢迎由科学界采取措施沿着美国国家科学院建议的路径设定更为严格的处理方法。

    找到正确的专家

    38.在程序的下一个阶段,对科学界和法律界来说确保那些向法庭提供专家证据的人具备良好科学素质和诚实正直品格,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项共享利益。再次提到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其中提出对抗制程序并非最适合于发现“科学真相”的任务:法官与律师一般而言欠缺科学专业知识,因此不得不依赖专家。[16]对法律职业界所有分支上的从业者而言,我们在法庭上依靠的那些专家能符合其各自专业领域内最高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坚定地持有此观点,詹姆斯·菲茨亚姆·史蒂芬爵士采取的方法在今日依然有效,就如同它在十九世纪末期一样有效:我们应当继续依靠专家,让他们的证据经受交叉询问的检验;而非依靠法庭聘用的专业顾问。

    认证

    39.自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九年,法庭科学从业人员登记委员会意图履行这一职能,向法院提供评估法庭科学专家资格能力的简要参考点。尽管如此,系统存在缺陷,包括其自愿登记制度以及排除从其他渠道获得认证信息的做法在内。自委员会停止运行后,法庭科学学会尝试填补部分空缺,它已经要求获得王室特许身份(Royal Charter status ),并且正在引入认证制度意图为所有需要特许身份的成员设定统一的认证标准。

    40.不管证人参加多少信赖认证课程,法庭都要依靠专家证人的正直诚实。假如存在任何正直诚实方面的欠缺,法庭就必须采取任何他们能采取的无论多么严苛的手段。

    以确保审判公正维护审判程序为目标,使用并理解法庭科学证据

    41.即便我们对科学的可靠性以及专家证人的专业知识与正直诚实具有绝对信任,我们仍然必须保证我们有能力在需要非常复杂种类的法庭科学证据的案件审理中继续使用陪审团扮演关键性角色。

    42.陪审团做不到理解或者解释复杂的科学概念,也不应当期待他们能做到。我希望这点能成为一项常识,但同时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为了避免不必要地使用法庭有限的资源,为了避免陪审团得出有悖常理的决定,后者很可能会导致不但失去对某一具体科学领域的信任,同时也失去了从根本上对陪审团审判这一制度的信任。

    43.当然,这并不是说站到对立面,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观点不应当在陪审团面前检验,相反它们必须接受检验;而是说对观点的检验应当限制于确实存在争议点的场景中,并且要求陪审团决定的相关争论性的科学问题数目应当刻意减至最低。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争议性问题,因为非常罕有会遇到一个案件中大量复杂的技术证据或者科学证据没有共同基础。

    44.为了协助这一任务,我不能将其留给个案中的专家,而是要进一步。多年以来我和先前的管理者以及其他人,就提交与法庭科学最受欢迎领域相关的标准化法律文件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这一做法能将基础科学以一种能够为人理解方式用简明英语形式表达。在专利法庭中就是这么做的,起到了良好效果,以合理方式采取这一方法会产生巨大的改变。这些“引信”将会被限制于科学界形成共识的领域中,在我看来,也将会有助于陪审团理解其案件中支撑起争议点的基础性概念。当然存在过度简化科学证据的风险,那并不是意图中的,其目的仅仅是帮助陪审团理解最基础的事物,以便于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于摆在面前的证据之上。考虑到科学中的发展成就,同样存在使他们跟上进展的艰巨挑战。话虽如此,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年份里还能追随这件事情。

    45.我还要加一句,我认为这样的导引会对法官和其他参与体系的人有用,如同他们对陪审员有用一样。我们大中的对数人都不是科学家,尽管律师与法官群体中的许多人都在特定领域耕耘了很多年形成了专业知识,但我仍然可以看出这类整理后的资源具备的价值。

    46.这一链接不拐弯地指向了目前由辩护培训委员会承担的工作,他们为辩护律师就专家可靠性问题、形成获得充分信息后的评估意见提供支持。这一做法部分回应了法律委员会正式提出的评估专家意见证据可靠性时需要衡量考虑的因素。辩护培训委员会正在从法律委员会起草的法律草案中列明的衡量因素中抽取要点、开发最佳的实务工具包。委员会还希望为辩护律师开设培训课程与王室统计学会共同培训一本他们制作的小册子“如何在法庭上用好统计学”。这能帮助的不仅仅是刑事法庭上的辩护人,而是能帮到所有律师。

    47.如同最近在H v.R案[17]中指出的,《规则》和《实务指引》的变化加上辩护培训委员会工作的实施,其组合效果——确实是依据判决中采用的文字——会导致律师和法庭在处理专家证据时采取新的更为严格的态度。

    结论

    48.当然,我希望不必说专家证据一般情况下只是证据一部分,陪审团必须依据整体证据得出其是否有罪的认定。但是科学进步已经改变了调查和起诉犯罪、尤其是严重犯罪的方法。刑事司法体系和在其中工作的人、如专业人员和陪审员之类,都面临着跟上事物发展、理解他们面前证据的相关性与价值,这样常态化的挑战。

    49.那些曾经被视为无可争辩的科学事实的事物,可以被证明实际是另一回事,也总是存在一种风险,即那些有罪认定由于之后发生的科学新进展被证明其实并不可靠。如同你们比大多数人了解的更清楚的那样,财务条件的局限影响着制度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在其中工作的人。但是通过提高以科学作为支撑的法庭科学的质量;提高专家的素质、正派和专注度;改善专家证据向法庭呈现以及接受检验的方式,综合这些改进我们能够应对这些挑战,确保为被告人提供妥当的保障,同时避免陪审团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对法庭科学的价值失去信心的风险。

    【作者简介】

    作者:英格兰与威尔士首席大法官托马斯法官阁下;译者:蒋天伟 任职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注释】

    [1]http://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crime/11117598/Criminals-could-appeal-after-Home-Office-admits-potentially-misleading-DNA-evidence-presented-to-juries.html, 23 September 2014

    [2]Third Report ofthe Judicature Commissioners, 1873

    [3]Vol I, page 576

    [4]House of Comm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Forensic Science on trial, March 2005

    [5]Crim PD 33A.5

    [6]Crim PD 33A.4

    [7]509 US 579 (1993); see Reed [2009] EWCA Crim 2698 at 111 and Broughton [2010]EWCA Crim 549 at 32

    [8]GeneralElectric v Joiner 522 US136 (1997); Kunho Tyre v Carmichael 526 US 137 (1999)

    [9]NAS report, page 7

    [10]The Times, 25 April 2013, as cited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Committee, Second Report of session 2013-14, Forensic Science, para 76.

    11][2013] 1 Cr App R 9

    [12]See paragraphs 83-87

    [13]Forensic Science Regulator: What we do, Gov.uk

    [14]NAS report, preface, p xx

    [15]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Second Report of session2013-14, Forensic Science, para

    [16]NAS report, page 12

    [17][2014] EWCA Crim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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