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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裁判引入民意的几点思考
    CNLAWWEB.NET   2011-09-21   信息来源:中国法院网   作者:江声华 罗仁义
    核心提示:根据事实——比照法律——得出裁判结论。而如何将法律与社情民意有机融合起来,最大限度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这是当前司法工作者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所论述的司法裁判引入民意,就是要在依法办案的前提下,权衡和尊重民意,实现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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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与本文内容无关。

    司法为民是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司法过程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自动售货机”:根据事实——比照法律——得出裁判结论。而如何将法律与社情民意有机融合起来,最大限度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这是当前司法工作者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所论述的司法裁判引入民意,就是要在依法办案的前提下,权衡和尊重民意,实现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一、民意的界定及其与司法的关系

    民意,顾名思义,就是指人民的意愿,又可称之为民心、公意,是指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特定事务或现象所持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从广义上讲,民意就是民情,即指现实的社会生活、人民的风俗习惯等状况。“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都曾存在着由各种各样的信仰、观念、情感,已经确定下来的原则,或者牢牢根植于人们心中的成见所组成的整体,上述的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公共舆论,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统治性的,或支配性的舆论潮流”。 [1]

    有关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无外乎三种观点:一是司法独立说。即认为司法裁决要以事实真相、法律依据、司法论证为基础,而不受任何案外因素和社会倾向的影响。因此,民意不能直接对司法施加影响,司法机关依法裁决本身就是民意的体现。二是民意至上说。即认为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在于人民的认同及遵守,任何有悖于人民群众要求和期望的法律行为都是无效和应予摒弃的行为。正如伟大的政治家西塞罗说:“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 [2]司法如果违反人民意志,就是不公正的司法、失败的司法。三是折中说。即认为司法和民意既要保持应有的距离,又要进行有效的沟通,以此维护人民的整体利益,保障国家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笔者认为,法律是普遍的社会规范,以民意为代表的社会因素对法律的建构及其运行具有强烈的渗透性。民意既是立法的根源和动力,也是司法的目的和归依。着名作家雨果曾指出,“普通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通的民心是法律的基础”。民意是法律和司法的基本内核。法律源于生活,法理无外乎情理。民意指向的地方,尽管未必就是正义所在之处,但正义离此一定不会太远,或许就在附近。正如我国法学家许章润所说:“法律的答案常常在法律之外,即自法理而人情,由规则至人事,循世象而世道,于此在人世往彼在合一之境的辗转推陈之中。” [3]因此,法官既要准确掌握“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更要时刻关注社会常识和民情,将案件放到特定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共识中去理解和处理。民意不是对司法的偏移和指责,而是对法律及其运行的补充和完善。将民意与司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只会造成司法的机械停滞,降低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度。当前,各类案件处理和矛盾化解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当事人对法院的裁判不服,社会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不高,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司法与民意的关系,积极探讨司法裁判引入民意的有效机制,这对于改进我国的司法实践,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司法裁判引入民意的必要性

    从本质上说,民意与司法之间是协调一致的关系,没有谁轻谁重的问题。但基于司法与民意各自不同的作用方式和发展特点,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距离,由此决定了司法裁判需要积极主动地吸纳民意,才能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法律及司法的局限性要求民意的引入。虽然法律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具有物质制约性。但法律具有相对性、滞后性的特点,相对于司法个案而言总有其疏漏和不完备之处。正如法学家萨维尼所指出的那样,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 [4]同样,司法是维系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佳的矛盾解决方式。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具有鲜明的中立性、被动性特点。法官的职责仅仅是对提交到他面前的案件被动而独立地作出裁判,他不能主动介入当事人纷争。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的价值在于实现司法公正。它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关注个案本身及其程序是否公正,而案外因素和案件的社会效果并非其考虑的范围。但是,严守被动性、中立性特点的司法,只适用于规则成熟、诚实守信且高度法治化的社会。英美国家所谓“竞技式司法”,并不适合当前我国司法特别是基层司法现状。对于面向基层、贴近群众的广大基层法院来说,尊重民意,化解群众矛盾,平息当事人纷争,远比机械适用法律处理案件重要得多。假如仅仅从形式上对案件作了处理,而无法从心理和精神上消除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反使诉讼不断升级,则不但司法功能远没有实现,甚至可以说是司法活动制造了新的矛盾。美国博登海默曾说,“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 [5]因此,我们在尊重法律规定的同时,必须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与本案相关的民情、民心、民意予以必要的关注,这样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另一方面,强势的司法舆论环境使民意引入成为必然。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以网络论坛为重要载体的民意表达是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公共领域,民意有可能被无限放大传播,一眨眼功夫便形成轰动效应。近年来,网络媒体对司法活动所显示的舆论监督力量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法频频陷入被民意(尤其是“网络民意”)围攻的尴尬境地。诸如刘涌案件、孙伟铭案件、邓玉娇案件等,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司法和立法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写道:“案件的审判应该在公众的注视下进行,这不是因为一位公民与另一位公民之间的纠纷需要公众关注,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最佳时刻,让那些行使司法的人应该永远凭公共责任感行事,让每一个公民满意地亲眼目睹执行公务的方式。”《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1条也规定,媒体有权“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司法与民意间关系协调的程度,主要体现在司法裁决的社会可接受性上。法官主要根据理性思维和逻辑推断对案件作出裁决,而社会公众则因不同的环境地位对同一裁判结果持有不同的态度。这正是法院裁决与社会民意存在一定差距的主要原因。然而,法律的适用又必须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也只有当司法的裁决结果获得社会较普遍的接受和认可时,才能逐渐培育民众对司法的尊重和对法律的信仰。美国教授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 [6]强调司法裁判中民意的引入,就是要提高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如果法律的适用结果总是超出民众对法律的正常理解与判断,就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和疏远。

    三、司法对民意的引入要保持应有的理性

    司法权是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一种公共权力,它来源于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否则司法权力就可能被少数人滥用,成为其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将民意作为司法监督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民意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看到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应当审视其消极效应。

    首先,民意与法律存在的基础不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说法,显示出司法过分依赖民意,甚至成为司法者个人情绪释放的工具,这与司法理性、司法独立是相悖的。民意是以感情为基础而表现出来的公众舆论,它与代表理性的法律是有区别的。由于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带有较强的自发性、模糊性,特别是在民意被网络舆论操控而被赋予深厚的感情色彩时,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因此,我们应当对民意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民意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甄别。

    其次,民意带有片面性和危险性。民意有时是主观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危险的。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民意就是征服整个世界;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意就是所谓的“拯救人类灵魂”。正如法国着名心理学家勒庞在研究群体心里时指出,“在智力上,群体像原始人,幼儿,白痴。在情感上,群体能使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领袖只需一些简单的口号和套话就能使群体赴汤蹈火,英勇就义。”在司法裁判中,对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公众更为关注的是实体正义,而常常忽略程序正义。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民意的“一边倒”现象。

    总之,一方面司法应对民意有所交代,要发挥民意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司法裁判又不能被民意所随意左右,要将民意纳入法治的轨道予以甄别,特别注意听取表达能力不足的群体的声音,这才是民主社会中司法对民意应有的态度。

    四、司法引入民意的几个重点环节

    将民意引入司法,就是要让司法裁判力求尊重民意,力求得到社会的认同,使案件的处理既体现合法性,也体现合理性,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此,除应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民意收集、民意甄别、民意转化、民意反馈机制外,重点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

    一是在立案审查环节关注民意。司法的被动性决定了它不能主动界入当事人纷争,但一经受理就必须作出裁判。因此,在立案之初,除审查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外,更要对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要处理好司法功能发挥的程度与效果之间的关系,能通过“大调解”机制非诉途径得到有效解决的,就不宜作立案处理。

    二是在司法调解环节尊重民意。司法调解和判决都是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因为调解更符合民情、民意、民俗,更为老百姓认同,更易达到“案结事了”。纵使调解不成功,也能为后来的裁判做好铺垫。当然,要坚决防止和避免“空头调解”、“以调压判”等有悖民意的现象。

    三是在人民陪审环节吸纳民意。陪审制度开通了社会人士参与司法的通道。人民陪审员熟悉社情民意,一定程度上更容易把握好裁判的分寸。当前,更需要发挥陪审员沟通和表达民意的传统角色,实现大众正义与法律原则的契合。对于土地征收、强制拆迁、环境污染等涉及民生及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要通过群众旁听形式,扩大民意沟通面。

    四是在自由裁量环节甄别民意。社会对案件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敏感上。自由裁量并非法官可以关起门来、随心所欲地对案件下判。法官在自由裁量中既应关注舆情民意、权衡利益效果,但又不能迷失和丢掉自己的主见。如果法官的意志趋附于利益主体的声势,自由裁量权就由司法拱手让给了所谓的民意。

    五是在宣判释明环节疏导民意。“案结事了,胜败皆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每一个司法裁判都是一种利益的平衡和价值的取舍,不同的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其认识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法官应将民意的收集与反馈贯穿于裁判的始终。可以“法官寄语”等形式,在裁判文书中对民意进行正面释明和疏导,帮助群众正确评价案件是非。

    六是在申诉再审环节回复民意。既然司法与民意是一种互补和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应当鼓励民意支持司法,维护裁判的既判力。但为了避免个案裁判过度背离民意,我们同时要重视民意对裁判的监督作用,畅通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意见表达渠道,以便在切实尊重民意的基础上,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做出新的裁判。

    【作者简介】

    江声华,单位为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罗仁义,单位为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

    【注释】

    [1] [] 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2]西塞罗:《论法律》,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3]许章润著:《法学家的智慧》序,“法律的人性”,2003年12月9日于清华明理楼。

    [4]沈敏荣著《法律不确定性之克服》载《政治与法律》 1998年第2期。

    [5]美国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页。

    [6] []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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